201701311125

我們活在動盪時代,民眾對現狀的不滿與日俱增,各國民眾不滿的原因都不相同,卻有個共同思維:人們日益覺得經濟被操縱了,以滿足少部分人的利益。 事實上,經濟成長的好處日益流向最高所得者。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(OECD)中,所得分布在前10%的人,比最底層的10%多賺了十倍,高於30年前的七倍。 當不平等達到新高峰,所有人都要付出代價。在一些OECD國家裡,貧富差距擴大,造成1990到2010年間的總國內生產毛額(GDP)少掉6到10個百分點。當最窮的人無法充分發揮潛力,經濟成長將受衝擊。 決策者和政治領袖都在尋找讓經濟成長更為包容的方式,而在各種解決方案中,城市都將扮演核心角色。OECD國家的調查顯示,住在居民數超過50萬人城市的人口,占了總人口的一半,這些城市2001年來已貢獻60%的就業和GDP成長。 但這種成長卻不是包容性的:所有受調查OECD國家城市的所得不平等水準,都高於全國平均,只有加拿大例外。在美國100個最大都會區裡,有95個就業和經濟產出在大蕭條的五年後攀升,卻只有20個都會區的工資中位數出現成長。 近年來的經濟進步沒有讓普通勞工的生活好轉,而隨著富人收割了成長的好處,貧窮也變得更集中。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研究顯示,2000年來,美國赤貧的社區數量已增加一倍。 這會產生龐大的成本。即使所得不變,在貧困社區中長大的人,生活前景也會大幅惡化。在倫敦和巴爾的摩等大都會區,僅隔數哩的貧窮和富裕社區,居民的預期壽命可能相差20年以上。 我們必須解決城市的不平等問題。OECD與布魯金斯研究所等機構在2016年3月,與紐約市長白思豪、及其他20座全球城市的市長合作,發起城市包容成長計畫(Inclusive Growth in Cities Initiative)。這項計畫認知到,這些市長在創造經濟機會、提高個體和企業產能上,須扮演關鍵角色。 在之前的布魯金斯研究所活動中,OECD祕書長葛利亞討論了城市能減少不平等的四個領域。 首先,城市能藉由擴大投資技職學校、讓各種年齡和背景的人都能學到有用技能,提高教育體系的包容性。例如,亞特蘭大市長里德與當地新創公司孵化器、該市勞力發展局及一間程式碼學校合作,提供年輕人指導者人脈網路,讓他們發展金融識讀和批判思考能力,並教他們編寫程式碼。 其次,城市都應確保人人都能獲得就業與創業機會,包括婦女、年輕人、移民和弱勢族群。已接收約8,000名尋求庇護者的斯德哥爾摩,正在發展一種新型態的成人學校,教導要進入參與當地職場所需的語言、文化和技術能力,作為全面整合移民策略的一環。 第三,城市須確保所有人都能在安全且健全的社區裡,獲得高品質的平價住房。巴黎市長伊達戈的「優先購買權」計畫,讓地方政府能收購來自指定社區的待售房屋,提供給可能無家可歸的貧困居民。 最後,城市應確保所有人都能輕易取得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,包括公共運輸、水、能源、廢棄物處理和寬頻網路。紐約市的IDNYC計畫免費提供由政府發行的識別卡給所有居民,讓無家可歸者與無證移民等邊緣化族群也能使用紐約市的資源。 城市包容成長計畫等努力,都在幫助逐一扭轉城市的不平等加劇浪潮。我們愈能利用地方解決方案因應共同的全球問題,就愈能取得愈多進展。

名家瞭望/城市包容成長的願景

徵信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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